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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俗曲文献遗存

2019年6月14日 - 永利皇宫

嘉靖七年十一月,明代理学家王守仁去世,享年57岁。王守仁天资聪颖,18岁即拜访程朱派学者娄谅,讨论朱熹的格物和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后端坐家中,潜心学问。他是我国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创立了主观唯心哲学论哲学体系,继承发展了陆九渊“心即理也”的学说,提倡人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形成理学中的“王学”,弟子遍及天下。其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对明中叶后的思想有深刻影响。有《王文成公全书》和《传习录》传世。王守仁曾自诩平生做了两件事:一是破山中贼,即镇压农民赵义;二是破心中贼,即心学的广泛传播。这也许是对他自己最好的总结。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经在阳明洞讲学,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弘治十二年,中进士,官刑部和兵部主事,因忤刘瑾,被贬为龙场驿丞,重新起用后历任南京鸿胪寺丞、巡抚南赣、右佥都御史等职。先后镇压了福建、江西等地农民起义。正德十四年因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有功,被封为新建伯。嘉靖七年死于江西南安,享年57岁,谥号文成。

内容提要:明代俗曲,是我国明代时期流传的“小曲”、“小唱”、“时调”、“俚曲”等的统称。明代俗曲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文字文本和少量的音乐曲调,构成了中国明清史和中国传统音乐中弥足珍贵的俗曲文献。本文即是对明代时期俗曲流传过程中,那些遗存的俗曲文本,刊行俗曲的文献,记载俗曲情况的文人笔记,著作的序、跋,以及至今犹存的各种俗曲专集,包括曲谱文献的遗存等所做的分类阐述和研究,继而最后对明代的俗曲曲牌进行了全面统计。

王守仁(1472~1529),著名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谥文成,后人称王文成公。传见《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王守仁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28岁举进士,“才兼文武”有“奇智大能”。多次参与镇压江西、广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并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大规模叛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早年信奉程朱理学,始终不得其要领,曾“格竹子”七日七夜,以实践程朱“格物穷理”之论,试图从一草一木中领悟出永恒不变、无所不在的“至理”,终因积劳竭思而病倒,遂对程朱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37岁时因反对专权的宦官刘瑾而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在龙场驿他日夜静坐沉思,忽于一天深夜悟出了的道理,吾性自“心即理”“始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足,不假外求”《王文成公全集》,认为找出了程朱之学的症结所在,不觉欢,呼雀跃起来,世人称此为“龙场悟道”。自此,王守仁的哲学思想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他针对当时“是朱非陆”的风气,敢冒“天下之讥”,力倡“象山之学”,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并创“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由于王守仁的这种历史作用,故后人把他和陆九渊的学说并称为“陆王心学”。“陆王心学”曾于明代中后期一度取代程朱理学而成为官方哲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远播海外,至今阳明“心学”仍在日本有广泛的影响。王守仁的著作主要有《传习录》《大学问》和后人辑成的《王文成公全书》。
王守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继承了、陆九渊一脉的传统,把陆九渊初步建立起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发展得更为完整。“心即理”是王守仁的“立言宗旨”,这一命题是针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思想提出来的。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认为,人心中包含万物之理,但是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格物”才能“穷理”。王守仁认为朱熹的根本错误在于“析心与理而为二”,即承认主客体的区别,把“理”看做可以脱离“心”而存在的东西,降低了“心”的作用。因而他提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心与理是合而为一、不可分离的,不存在心外之理。他所说的“心”,也叫“良知”,又称“天理”,指先天的、人人具备、不教自能的道德观念,因而“心即理”的命题又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明代的官僚士子均尊奉程朱之学,他们外面做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却是相反的另一套。王守仁认为,程朱“析心与理而为二”,正是造成这种流弊的根源。因而他强调“心即理”,要人们明白事物的规律和伦理道德原则都在自己心中,只需在本心上下工夫,去掉私欲,把心摆端正了,做事自然会符合天理。王守仁认为,心外不仅无“理”,而且也无“物”。他说:“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意之所在便是物”。认为客观事物是即有人的意念活动的产物,离开了人的意念,便没有客观事物的存在。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论点。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他所说的知行问题,主要不是指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而是指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的关系问题。“知行合一”说的提出,直接目的是反对朱熹把知与行分为两截的“知先行后”说。王守仁认为,知和行本来就是一回事,良知发动时的意念、情感、动机等都是行,他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如见到美好的东西产生好感,见到丑恶的东西产生恶感,这既是知也是行,因而对不善的念头,一出现必须立即“克倒”,不可以未曾行动为借口而不去禁止。王守仁这种以动机代替行动的理论,其实践意义是“破心中贼”,使人“无一毫人欲之私”,“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以达到“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的目的。
王守仁晚年创“致良知”说,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心即理”说和“知行合一”说,标志着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最后完成。王守仁的“良知”指的是人心中先天固有的道德和是非观念,良知虽为先天固有,但由于“物欲”“私欲”的遮蔽而难以发育流行,于是便产生了不道德的行为。“致良知”就是要通过内心的省察存养功夫,扩充善念克除恶念,从而恢复和保持良知使不丧失,这样,人就不会发生与良知相违背的言论与行动。王守仁把这种“致良知”的功夫称为“格物致知”,并做了与传统儒学迥然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格物”如果是格事事物物,那么天下的事物是格不尽的,因而这样的格物将是徒劳的,其实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格物是格心中之物,致知是致心中之理,因此他把格物解释为“正心”“诚意”,通过这种自我参悟的方法来“致吾心之良知”。这样,本来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的“格物致知”说,经王守仁的改造便成了纯粹的道德修养学说。在王守仁那里,“致良知”是修养成为圣贤的途径和方法,他自称这一学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因而看得很重,说它是“圣人教人第一义”“千古圣传之秘”“孔门正法眼藏”等。王守仁如此重视“致良知”,乃是想借助道德教化的力量,加强对人心的控制,以挽救明王朝的社会危机。
明代中叶,社会危机四伏,吏治腐败,边患不绝,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此起彼伏,藩王叛乱时有发生,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十分尖锐。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之学也日趋僵化,沦为士子们猎取青紫的工具,日益丧失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统治阶级急需一种新的思想工具出现,“阳明心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王守仁在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叛乱的长期实践中,体验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主张从整饬人心入手,致心中之“良知”,加强道德教化以破除人们心中不善的念头,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此来挽救社会危机,扶大厦于将倾。阳明心学一扫程朱派理学支离烦琐僵化的经院习气,简便易行,生机勃勃,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因而不久就左右了当时的思想界,这无异于为行将衰败的明王朝提供了一支兴奋剂和麻醉剂。然而,王学也未能使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起死回生,相反,王学所特有的对人的价值的自觉、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和反传统、反教条、反权威的“狂者”性格,又从内部破坏着学说,解放着人们的思想,启迪着后来的进步思想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怀疑和抨击,因而,王学在历史上也曾起过不容忽视的进步作用。


关 键 词:音乐艺术/中国传统戏曲/明清俗曲/文献/遗存/曲牌/音乐曲调

乐王陈铎
陈铎(1488~1521),字大声,号秋碧,下邳人,明代散曲家。家居金陵,世袭指挥使,博学多才,为人风流倜傥,工于诗词、散曲,又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教坊子弟称他为“乐王”。北曲小令《滑稽余韵》是陈铎散曲的代表作。全曲收小令136首,描绘了道士、和尚、工匠、店铺、媒人、巫师、盐商、皂隶、铁匠、瓦匠等60多种行业,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明代中叶下层社会的精神面貌和市井细民的生活状况,是一幅幅市民生活风俗画。作品采用当时浅显而通俗的口语,幽默风趣,泼辣尖新,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

作者简介:刘晓静,女,汉,山东济南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后,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方向:明清史、中国传统音乐。

标题注释:本论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明清俗曲的传播与嬗变”(项目编号:13BD034)阶段性成果,以及山东省政府“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阶段性成果之一。

明代俗曲、清代俗曲,合称“明清俗曲”,它们是我国明清时代流传的“小曲”、“小唱”、“时调”、“俚曲”等的统称。作为中国明清这个历史阶段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音乐现象,明清俗曲在宋元俗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经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的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形态、数以万计的,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个艺术品种①。

明清俗曲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字文本,也留下了不少音乐曲调,构成了中国明清史和中国传统音乐中弥足珍贵的俗曲文献。明清俗曲文献,是指明清时期产生的俗曲文献。它们包括:明清时期遗存的俗曲文本,刊行俗曲的文献,有关记载俗曲情况的文人笔记,著作的序、跋,以及至今犹存的各种俗曲专集等。

明清俗曲文献的产生,是伴随着俗曲的发展而诞生,又是随着对俗曲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在明初,因为俗曲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关注,有的也效仿拟作,进而搜集、编辑、出版俗曲。在这同时,他们作序、写跋,热情地介绍、评价俗曲,表达自己对俗曲的观点;也有人在笔记等文献中论述俗曲,从而产生了最初的俗曲文献。为了尽可能较全面地了解俗曲的遗存情况,笔者在各种形式的文献资料中查找它们的足迹。下面是对明代俗曲遗存的分类阐述。

一、明代《时调》、《词话》中的俗曲

明代是俗曲兴盛的年代,从1368年到1644年前后二百七十六年间,俗曲一直伴随着它的兴亡。其间有皇室天子朱权、朱有燉、朱瞻基及朱载堉的散曲小唱,也有著名作家群的传世佳作,更有数不清的里巷民谣风靡南北。俗曲一直以不同于旧曲的时兴而引为自豪,所以不论何年代,只要是流传社会的,都冠以“时调”。

明皇室的倡导与撰作

明代建立以来,朱元璋对小曲特别青睐,倡导官家演习。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中曾谈到:太祖起自平民,不识文字,对小曲特别重视,认为是富贵不可缺少的珍馐,诸多藩王均赐以此曲千百本②。

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1378—1448)不仅是古琴家、剧作家,还是戏曲理论家。他所著的《太和正音谱》是现存最早的北曲曲谱,其中分宫别调详列三百三十五种曲牌的名目、句格、声调谱式③
。另据《安徽通志》卷三四六云,他还有《琼林雅韵》曲作。

朱有燉(1379—1439)明太祖之孙,世称“周宪王”的戏曲作家,另有散曲集《城斋乐府》。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第五代皇帝,在任十年(1426—1436),曾写有御制乐府一卷,其中两首颇为名贵,可与宋徽宗的燕山亭并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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