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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金尧: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新文化史述评

2019年5月17日 - 永利皇宫

  也许是“新社会史”的框架过于狭小,语言、概念比较晦涩,曲高和寡,杨念群、黄兴清、孙江等人又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2002年,为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杨念群等人利用教育部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的机会,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为题,召集一场多学科对话的会议,会后出版论文集。⑩后来,从2007年开始,杨念群等人轮流坐庄,出版年刊《新史学》系列(中华书局),倡导拿来主义,消化西方理论,从“后现代”、知识考古学、概念史、新文化史等视角解构传统史学。

叙事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新文化史学者借用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术”,用讲故事一样的方式把历史人物的经历、观念、情感、态度、思想和命运等告诉读者,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历史的细节,创造出了微观史这样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形式。微观史研究深受人们的喜欢,不仅历史学者,连普罗大众也喜欢微观史作品。
微观史研究深受欢迎,需要放在60、70年代(即依靠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计量统计和分析而进行历史研究的新社会史主导时期)西方史学背景下去看,微观史研究一改以往的社会史研究抽象、枯燥的写作风格,把叙事史重新带回历史学。它的出现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它告诉人们:对于小人物的历史,也可以这样来做。
不过,微观史研究也引起人们的议论,我们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微观史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类型,而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喜欢微观史而去否定宏观的历史研究,也没有必要因为叙事能使历史研究变得生动而贬斥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和微观研究缺一不可,它们不仅相互补充、兼容,而且,因为有宏大历史作为参考和依托,微观研究才显示其价值和意义,正如拉杜里所说,微观研究就像一滴水与显微镜的关系[15]。当然,微观史研究的价值并非必然体现在它能证明某个宏大叙事上,它也可以用于解构某个宏大叙事或重构新的宏大叙事。但无论如何,微观研究若要证明其价值,必须与宏大历史保持一定的互动关系[16]。
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表现为叙事,重在阐释历史故事,探寻其中的意义。而社会科学的方法侧重于分析、归纳,寻找因果关系。它们各自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微观史研究有种种优点,但它仅靠自身是难以展现宏观层面的历史变化的;而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所做的研究,虽然生动不足,却有助于阐述历史的总体进程。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要向历史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题材。
其次,只要微观研究与宏大历史保持联系和互动,微观研究就不会造成史学的碎化。
微观研究不等于碎化,这是首先应当弄清楚的一点。现在有一些人常怀忧虑之心,担心微观研究的增长会导致史学碎化,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微观的历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是两回事,“碎化”只有在脱离宏大叙事或宏大叙事遭到解构的情况下才会发生[17],那些刻意追求细枝末节,专心于奇闻轶事的所谓微观史研究,的确显得琐碎,有使历史研究走向“昏暗领域与边缘角落”[18]之嫌。当研究者不再顾及宏大历史进程,猎奇式的、窥探隐私式的历史研究大量出现时,史学就会出现“碎化”的趋势。但这样的局面不可能出现,琐碎的研究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
第三,微观史研究不止一个模式。
我们所接触到微观史研究成果主要是意大利式的微观史作品,多采用叙事的手法描述人物的经历和内心世界。不过,微观史研究也有不同的方式,在德国,微观史学又叫“日常生活史”研究,这是与意大利式的微观史学风格不同的微观史研究,日常生活史研究者更多地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路数,对识字率、书籍的拥有量等文化史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伊格尔斯的观察,“他们就比自己所认可的更为接近传统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并更加远离了历史人类学”[19]。可见,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限于“厚描术”式的叙事方法。历史研究固然不应局限于做抽象的分析,但也不应只认“讲故事”的方式。
第四,微观史研究深受资料来源的局限。
做好微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资料,因为需要对研究对象做细微的描写,研究者必须占有足够详实的资料。但是,关于人民大众的历史资料本来就少,历史资料十分丰富的个案更是难得,这就给微观史研究带来局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拉杜里是幸运的,因为他搞到了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关于蒙搭尤村那么丰富的资料。的确,对于更早期的历史,由于资料难得,我们少见历史人类学式的个案研究。到目前为止,经典的微观史作品多是关于近代早期及以后的历史时期的研究,而且,即使是近代早期的作品,研究者也常常要借用同时代其他相应的历史资料来补充[20]。在有的情况下,研究者甚至还得借助于适当的推测或想象,以弥补史料的不足[21]。

梁景和:社会文化史有自己的特色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恐怕就见仁见智了。我认为以下两点是很明显的:其一,社会文化史萌发的本土性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而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因此,中国社会文化史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萌生就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很多研究者都是顺着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走向社会文化史领域的,体现了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本土性特征。其二,理论探索的自觉。中国学者先后撰文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问题,90年代初就有很多学者积极参加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如对建立社会文化史学科的意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都在探讨之列。新世纪初,仍然有一批学者关注并参与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索,分别就社会文化史研究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陈述、如何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折射出观念的变化、社会文化史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还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心在哪里、社会文化史研究能否起到改进思想史的作用、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问题和方向何在等理论问题和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这些讨论虽然还只是一般学术观念的陈述和探讨,还不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些自觉的理论思考所呈现出来的学术见解对打开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和规范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疑意义重大。

  从1986年在南开大学召开“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至今,全国性的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16届。1986年的会议标志着社会史研究在国内的兴起。1988年,我参加了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会议。当时,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科学的春天”已经颇有“落花流水春去也”之象,尤其是“史学危机”之论纷起。置身会议之中,深感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乃是当时史学摆脱“危机”的不二路径。①实际上,这股清新之风对于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之大,至今犹存——在其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社会史研究对于推动史学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众多学者卷入其中,或是至少是打着社会史的旗号行走。

四、他山之石:国外新文化史研究的现状

  社会史原本是为了消弭“史学危机”而出现的,是一个新事物,在其发展中,因上述原因逐渐露出“旧”色,让人怀疑,甚至不屑。如果能够回归其原教旨的“整体史观”、“国家—社会”关怀(包括重提“政治史”),强化其常有常新的“视角与方法论”功能,弱化其“社会生活史”的学科色彩,则社会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中外史学史来看,历史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总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在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出现在20世纪的60、70年代,蓬勃发展于80、90年代,反思、检讨和平稳发展于世纪之交,这个过程固然体现了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但也是西方社会的变化在史学中的反映。
新文化史的兴盛是时代的产物。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有学术上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现实政治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杰夫•埃利以其自身的学术经历,见证了历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不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政治都深深地影响我们能够思考和进行研究的各种历史,“历史和政治始终都是相互渗透”[22]。伊格尔斯在谈到新文化史的兴起时,也总是把时代背景首先揭示出来[23]。
在60、70年代,欧美的大众政治就是女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对科学和进步的信仰的危机、对现代化的怀疑、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失望,等等。结果,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为依靠的历史研究及其观点和方法都受到了解构或质疑,那时,“有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占据了大量‘新文化史学’的中心地位”[24]。
如果说,新文化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所造成,那么,它作为一种史学潮流的消退,也与时代和政治有关,比如各种历史研究都未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历史学处在尴尬的地位,“它们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推翻了旧的社会科学的自信心,(它相信贯彻始终的社会解释的可能性),同样地也推翻了新的文化史学的自信心,(它大体上忽视了日常生活文化的政治语境)”,现实使人们认识到,历史研究难以继续遵循以往的路子[25],当然,更不能只遵循一个路子。
既然新文化史研究带有时代的印记,那么,当与新文化史研究相关的政治热情消退以后,新文化史研究自身就成为一个纯学术的领域,这使我们有可能以更加平和、理性的态度对待它,把它放在与其他类型的历史研究一样的地位,以观察它的优长或不足。
中国史学界受西方新的史学风尚的影响往往有数年时间的滞后。虽然少部分人较早就接触到西方史学的前沿,但西方新史学的全貌要为国内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认识,其成果为人们所消化、吸收和运用,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些时日。例如,在80年代中后期,当国内学者把社会史当作新史学来倡导的时候,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高潮已经退去,史学不仅出现“文化转向”,而且新文化史的大旗正在高高飘扬。近年来,新文化史的作品陆续被引进,在新文化史研究为更多的国内学者所熟悉和追捧的时候,西方的史学潮流也是早已超越了文化转向。可见,从总体上看,我们与西方的新史学还做不到同步。不过,这种时间差对我们来说也有好处,它为我们比较全面地观察欧美史学的走向,以及思考如何吸收和合理地利用其成果提供了方便。今天讨论新文化史,是一桩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注: [1]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Introduction”,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10-11. [2] 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 No.85
,pp.3-24. [3] 〔英〕彼得•伯克著:《什么是文化史》,第35页。 [4]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5] Geoff Eley,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156.
[6]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7] Hayden
White,“Afterword”,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p.316. [8]
于尔根•科卡:《20世纪下半叶国际历史科学的新潮流》,《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还可见《光明日报》记者薄洁萍对俞金尧、张弛和加布里埃尔•M.施皮格尔的访谈《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光明日报》2011年9月13日“理论•史学”版。
[9]
〔英〕彼得•伯克著:《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 〔英〕彼得•伯克著:《什么是文化史》,第57页。 [11]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99-219页。
[12]
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第37页。
[13] Patrick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vol. 20, No.1(January 1995),pp.73-91. Paula S.
Fass,“Cultural/Social History:Some Reflections on a Continuing
Dialogu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37,No.1, (Fall 2003),p.40.
[14] Joan Scott,“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pp.379-406.
[15]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蒙塔尤•中文版前言》,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16]
见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与纳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访谈,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由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17]
见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历史教学》2011年第24期,第3-5页。
[18]
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19]
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20] 可参见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21]
比如戴维斯在《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常常使用“可能”、“也许”、“设想”、“推测”之类的词。
[22] 他的著作(Geoff Eley,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自始至终都在阐述这样一种关系。 [23]
见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2-113,155-157页。
[24] 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3页。 [25]
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55-156页。

主持人:社会文化史兴起20年来,是否已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表现在哪里?

永利皇宫游戏,内容摘要: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发轫,影响深远,回顾其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社会史”本身由新而“旧”,逐渐分化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1990年代产生的“新社会史”,原本有突破旧框架、创立新舞台之意,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自成一体,以“新史学”、概念史为鹄的。1990年代末异军突起的历史人类学,推陈出新,其影响由南而北,渐有燎原之势。社会史、“新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是三个前后递进、有联系有区别的阶段,它们次第登台,对于数十年来的史学潮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存在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

在西方,新文化史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90年代。
“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彼得•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间的文化和社会》和《现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等等。如果把那些本身不属于新文化史研究,但对后来新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影响很大的作品也算上,那么,在60和70年代,重要的著作还应包括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和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之所以出现新文化史研究,从史学内部来说,是对以前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反动,尤其是针对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的不满;而从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来说,历史学家对文化的兴趣,也可以被看成是对60、7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的一种反应。那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记忆研究、影视和广告研究、同性恋研究、多元文化研究等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被看成是文化,而文化也影响了一切[1]。文化研究在史学中的表现就是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可见,在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如日中天的年代,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文化史的史学活动已经开始涌动。70年代末,感觉敏锐的一些史家,如劳伦斯•斯通,已察觉到了史学中正形成一股叙事史复兴的潜流[2]。
到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流行的趋势已不可避免,相关的成果大量问世。由于这方面的作品数量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我引用一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文化史的发展势头。本世纪初,加州大学教授约翰•R.霍尔在加州数字图书馆上检索了包含“文化史”这一术语的书名,他发现,这类著作的数量在1970-1979年为62部,1980-1989年增至99部,1990-1999年则达到181部,2000-2001年的18个月内,以文化史为标题的著作有25部。而相关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由于文化所涉及的面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任何一个领域几乎都有新文化史研究的作品,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史,包括睡梦、食品、情感、旅行、记忆、姿态、幽默、考试等等”[3]。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了一本名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4],该书问世以后,这类以大众文化为取向的历史研究就被汇聚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之下了[5]。
新文化史研究的凯歌高凑到90年代的中后期,那时,一些人开始觉察到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1999年,由林•亨特和维多利亚•E.鲍纳尔主编的又一本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6]问世,这本书就是90年代中一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在一次名为“在文化转向时研究文化:历史学和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汇集。在这本文集中,学者们反思了新文化史,对新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对“文化”概念本身,重新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在文化研究中要把社会的因素找回来,以及如何把文化的分析模式和社会的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的问题。
自《超越文化转向》问世以来,十多年过去,新文化史研究依然是历史学者感兴趣的领域。但是,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依托、在80、90年代处于霸权地位的那种文化史高潮在西方已经过去,当年的激情已经消退。换句话说,以“解构”为目的的新文化史研究似乎已经完成了使命。海登•怀特表示,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出现文化转向的意义在于解构,它使很多人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实在只是诸种可能中的一种[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文化史的学术史已暂告一个段落[8]。

梁景和:我想谈一下与此相关的问题。第一,要建立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重镇。有条件的学术单位或学术团体可以明确把社会文化史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和主攻方向,集中从事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第二,抓基本社会生活内容和独特社会生活内容的研究。社会生活的内容极其广泛,既包括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包括独特的社会生活内容,还包括更多的处于中间地带的社会生活内容。虽然这几类社会生活内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不能截然分开,但各自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主要包括人类所共有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基本的生活。这是维持生命和延续生命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最基本的生命历程,是任何时代,任何个人都很难回避的生活内容,所以我们说它是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研究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一个地域或一个群体的基本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我们会理解和认识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的缓慢或急速变迁,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并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和生活的智慧。独特的社会生活内容主要指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域,某些群体或一个群体独特的生活及其生活的变化。研究这样的社会生活,无疑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并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和生活的智慧。所以我们强调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要注重研究基本社会生活内容和独特社会生活内容。第三,运用多学科的视角研究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划分是人为的,它有助于使知识更加系统和深化,但学科的划分不是目的,学科之间不应当存在彼此隔绝的壁垒。只要能够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交融是必要的。研究社会文化史可以把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视为史料,可以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体悟历史学与多学科共同的思维方式和思考的共同问题,这是多学科对话的基础,我们将从这种互融的对话中深刻、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问题。第四,注重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搞历史,一般有一种惯常想法,觉得研究的问题应当远一点,这样尘埃落定后,可以看得更清楚,这话有道理。搞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都有这样的问题,若档案不能解密,搞起来有困难。社会文化史稍有不同,它研究的是社会生活,是大众文化,是生活观念。这些问题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它的史料来源极为宽广。时间离得近,感受得真切,更易有自身的体悟、自身的把握。有些问题可以直接观察、调查和交流,这种直观的感受带来的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升后的理性认识更科学、实际和靠近真实。改革开放30年社会生活、社会观念的变迁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段时期都更快速更显著。研究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文化史将会浮现出更多社会与人生的真谛,故可为之。

  从新社会史到新史学,从新史学到概念史,可以看到一批特殊的社会史研究者们所抱有的理论关怀之情(杨念群“中层理论”的提出乃是迄今为止治社会史者最为系统的学理尝试),但其建构理论的思想来源与行走路径、解析事象的方法不免陷于晦涩——“中层理论”以及“知识考古学”“概念史”等名词本身就是西方语境的产物,其内容有多少翻新也值得怀疑。我们期待的是,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倡导者能够把“深描”系统化(理论建构)、(18)“解构”平民化(书写),(19)并将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引进消化,如此则其前途不可限量,所逐之“末”,尽管已经“舍本”,当令未来之历史学舞台焕然一新。

刘志琴:国外新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的内容异常丰富。诸如爱情生活、婚姻家庭、夫妻生活、妇女儿童、性别性伦、喜怒哀乐、感官情绪、阅读书籍、身体发肤、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宗教巫术、时间空间、人口犯罪、上帝大众、自然命运等等。新文化史的著述可谓广泛繁盛,不胜枚举。诸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和《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和《污秽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的《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等等。此外,还有很多有趣味的新文化史著作。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一股史学潮流,“它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④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消化,有不少学者把本土的社会文化史等同于西方的“新文化史”,遭到人们的质疑。应该说,作为一种专门领域的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研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尤其是近代社会文化史领域,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原本,西方社会文化史就是在社会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异化,以女性、性别、身体、医疗、记忆等为关注对象,进而形成一种作为视角与方法论的“新文化史”。⑤在本土的社会文化史向“新文化史”转型的过程中,要注意清理相关概念、范围、内涵等要素,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文化史”与“新文化史”就会遭到滥用。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李长莉:历史学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面对的是丰富纷繁的以往人类社会现象及人们的所有活动,要予以认知,就需要一定的概括与分解。因此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形成了综合性通史与分领域专史两条学术路径,这也成为迄今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然而,随着人类面临日益复杂而多样的问题,要求历史提供的知识已不只是还原历史真相与判断是非,而是要开掘历史现象的纵深处,多层面地探究其内在根源与演变机制。如此则只限于某一专史领域、单一视角的知识难以解答,而如果从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视角进行认知,则可弥补单一视角的某些缺陷。“社会文化史”20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种以跨学科交叉视角研究历史的探索与尝试。

  二、新社会史:舍本逐“末”

一、在文化史、社会史的大潮中社会文化史破土而出

关键词:社会史;新社会史;历史人类学

六、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前景

  孙江于1980年代在南京大学跟随蔡少卿教授读研究生期间,就颇为关注海外信息。(15)后来在从社会史到“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转型中,其研究对象也主要是天地会、大刀会等秘密社会;杨念群不仅从事社会群体(儒学)、“医疗史”研究(社会史背景),也介入旧时北京的“四大门”研究(民间信仰领域),都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史研究者。同一群体的王笛等人亦然,但他们近年所追寻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框架,已经与原来的“本”愈行愈远。

“什么是新文化史?”是一个不容易简而言之的问题,彼得•伯克写了整整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见其复杂性[9]。但新文化史有一些基本的特点还是很清楚的:它研究大众的文化;在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研究主要采用叙事的方法,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创造出微观史这样的历史研究新形式;新文化史研究也是西方学术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大背景下的产物,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新文化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思考。
新文化史研究的个性极为鲜明,尤其在与此前流行的新社会史研究相比,新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及其研究的重点,都显得别俱特征,它称得上是一种史学的范式[10]。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种范式[11]。人们总是根据研究的对象给每个学科命名,与新社会史一样,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人民大众或社会大众,只不过是它侧重于大众的文化,就像有学者说,新文化史就是历史学家在文化史领域进一步践行了社会史学家“自下而上的历史”的主张[12]。所以,新文化史研究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应当被看成是社会史研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类型,它使我们在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时多了一个研究的方面和一个看历史的视角,当然,也多了一种社会史写作的新形式,我们由此而获得了理解历史的新途径。
把新文化史研究放在社会史学的范围内来认识,把它看成是社会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如同新社会史研究那样的一种类型,这种认识不仅符合实际,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吸收新文化史成果的过程中,避免出现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与新社会史研究之间发生过的那种紧张关系。要知道,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史学史上,依据后现代主义的新文化史学者与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为依靠的新社会史学者之间的学术争论充满了敌意[13]。现在看来,这一经历更像是西方学术史走过的一段弯路,值得我们借鉴。依我的理解,无论是新文化史还是新社会史,都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因而都属于社会史研究,所不同的只是研究的侧重、方法、以及各自所依重的理论,它们应该可以互补或用来互相修正各自的偏差,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作为社会史学的一种型式,新文化史研究使社会史的一些重要主题的内涵变得更加丰满。现在,我们认识到“阶级”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或者简单地由经济地位来衡量和决定,文化在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家庭”不再是抽象的类型划分,以及以数字形式来表示的规模和结构,家庭关系和内部感情、私生活中的态度和观念揭示了生动的家庭生活状态。新文化史研究还使人们认识到,人民大众并不能靠阶级、集团等集合性的概念来说明,具体而生动的个人才是人民大众的基本成份。新文化史还突破了新社会史的局限,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并不仅仅由阶级所构成,仅靠阶级这样的概念还不能对社会的不平等做出充分的解释,“性别”观念的引入,给社会史研究开辟了更广泛的空间。“族群”关系的研究具有同样的效果,“族群”概念对于美国这样由多元文化组成的社会尤其重要。总之,新的研究使新社会史学家与新文化史学家靠拢,他们意识到以前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开始重视文化。而新文化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也逐渐地认识到文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文化也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也需要寻找“社会”,把大众文化看成是社会的文化。至于“社会”究竟应作怎样的理解,当然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但脱离了社会的大众文化肯定是不存在的。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相互靠拢,有助于社会史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新文化史学者中的激进分子当然不愿认同于新文化史研究对新社会史研究的补充和扩大,那些具有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新文化史学者否认历史的真实和客观性,认为一切都不过是语言/话语构成的文本,甚至连个人的经历都不过是话语而已[14]。
对这种激进的史学思想,已有过很多评说。我想谈三点:第一、对于这些史学思想,我们不妨像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多样性、差异性那样的态度包容之。其实,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理论、观点和方法所持的态度更像现代主义者,他们一方面标榜差异性、多样性和个性,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解构宏大叙事,终结现代史学,表现出强烈的“破坏性”,这有违于自己的本意。第二、应当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思想不乏真知灼见。比如,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也是由语言而形成的,说它是一个文本并无任何不妥。语言归根到底只是人们描述事物、表达意思、传递思想的媒介,由语言而形成的文本毕竟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有局限性的,它不可能把全部发生过的事实充分地再现,而且也不一定能够把确切的信息表达出来;有时,它所包含的信息还容易被读者作不同的理解;文本也生产意义,作者在使用辞语和制作文本时,主观意图已经揉入其中。因此,历史上留下来的文献、档案,的确只是一种文本,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客观真实性,需要经过历史学家的仔细分析和鉴别。由此来看,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确实在提醒我们,要谨慎地对待我们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客观性”、“真实性”。但是,第三,从基本面上讲,我们还是要承认,语言具有反映客观实在的功能,即使历史资料只是一个文本,但是,只要它所记录、表现的内容符合实情,仍不妨碍我们认定它具有客观真实性。在这里,客观性和真实性将由人们共同来认定。当然,历史学中不乏那种一直被人们深信不疑但后来被证实虚假的证据和资料,不过,这种事例与其说证明了历史资料的不可信,倒不如说,历史研究中的确存在着客观真实性,只是这种客观真实的状况需要我们去追求、去发现和确证。所以,问题不在于历史资料是语言或文本,而在于作为语言/文本的历史资料是否反映了实在。

主持人:社会文化史是什么?它与通史、专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什么关系?它是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是要发展成一个新学科抑或只是增加一种解读历史的新方法?

  “新社会史”原本也不是新东西,大约1960年代,在西方学界即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至于在中国,这一概念是最近十来年在一小群比较精致的人群中展开的,但在史学界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⑥

刘志琴:展望社会文化史未来的发展,我以为会有以下一些研究趋势或进路:第一,时代课题将促进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扩展、深化与多样化。当今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社会治理”与“文化重建”两大课题,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社会文化史研究应当为此提供更多的本土经验与历史启迪。这种时代课题的挑战与相关性,会促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扩展与深化,特别是与这两大课题相关的论题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同时,史料数据化与网络化将为社会文化史学者利用海量史料,特别是民间史料、图文史料等提供便利。社会文化史贴近时代、贴近民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内容特点,生动叙事、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将使其成果更受知识大众欢迎。因而,社会文化史研究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第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目标,是基于本土经验建构社会文化发展的本土理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心在民间社会,关注民间社会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由于立足于本土深厚的民间社会文化历史土壤之中,因而更有条件深入探索本土经验,建立适于研究本土社会文化的理论概念与学术谱系,以寻求本土历史的理论阐释,进而提出针对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参与时代的知识进步与理论创新。第三,社会文化交叉视角与综合研究的趋向。社会文化史二十余年的研究实践表明,这种新的学科交叉视角使我们对所研究的问题能够从多层面、多维度审视,其研究成果使得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推向了一些更纵深、更多面、更精细的领域,这一趋向还会进一步扩展。同时,研究者还会更加注重用总体性、联系性、多层面、网络化的观点进行研究,以避免“碎片化”的偏颇。

关键词:社会史;新社会史;历史人类学

这是史学大家的自谦吗?不是,老一代学者并非没有学富五车的知识和才情,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阶级压迫、农民起义、王朝盛衰,在众口一词的学术氛围中,突然冒出一个另类眼光,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对2000年前的启蒙读物展开全新的解读,从一句“奴婢私隶枕床杠”,对照敦煌文本、居延汉简、宗族家谱,得出汉代奴婢不入户籍,而入财产籍,类似床杠等生活用具,这与古罗马把奴隶视为生产工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从去年出版的沈元遗著《汉书批注》来看,他写这篇文章时精读了《汉书》,文章中还运用音韵学、版本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进行综合考察,厚积薄发,尺幅千里,小问题做出大文章。

  其次是对“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论;有人视之为一种“范式”;有人视之为一门学科,即“社会生活史”,这是目前得到很多人附和的一种观点,也是最糟糕的结果(容易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流于琐碎),“碎片化”与之直接相关;或是抬高为社会发展史/通史,这一点背离社会史旨趣远甚;也有人把社会史研究随意扩大化、庸俗化,五花八门的菜蔬都往一个篮子里塞。还有,西方人提倡社会史,原本是针对以政治史为主体的正统史学而言的,而国内的社会史,其研究对象过于狭隘,基本着眼于乡村、边疆、下层社会,很少想到宫廷、名人(心态)、航海、贸易、战争等等,而这些都是可以纳入社会史视野的。③

我以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是观察和诠释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层面。社会文化史可以补充通史和专史的内容,社会文化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具有交叉关系,亦可发展为并列关系。社会文化是客观存在,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和层面会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和内容,因此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推动史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新社会史”新在哪里,并没有一个确切说法,如果直接把孙江所说的“放弃构建整体史”、重视“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拿来加以审视,则脱离社会史念兹在兹的“田野调查”(在场)、“跨学科研究”等远甚矣!至于“新史学”,这是一个算不上标新立异的名词,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与梁启超在清末提出的《新史学》、1911年鲁滨孙的《新史学》,(16)以及后来勒高夫的《新史学》、大象出版社的《新史学》系列、台湾杂志《新史学》等等类似名目的区别何在?(17)不难看出,从所谓新社会史到所谓新史学,杨念群等人也许抱持一种努力实践梁启超在清末提倡的“史学革命”的美好愿景,但因为这个名词已经被人过度滥用,以及内涵的太过宽泛,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尽管其中一些文章颇有见地)。

梁景和:在国外,社会文化史更多地被称作新文化史,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史学流派。但在国内,我们习惯于用“社会文化史”这一称谓。美国史学家林・亨特1989年在其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中首次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亨特指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作者简介:

三、如何评估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绩?

  一、社会史:由新而“旧”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研究如狂飚突起,推动了社会学和社会史的复兴。文化史本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新兴的学术领域,兼有与社会史共生、共荣的特点。它们各有专业的研究对象和知识系统,伴随现代学术的积累和开发,各门专业之间经常交叉,到一定程度发展出边缘学科乃是现代科学发展常有的现象。在法学与哲学之间兴起的法哲学,对法学是有革命意义的建构;从语言学与哲学交叉中产生的语言哲学,被认为是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突破性建树。尽管这些新兴学科还很稚嫩,有的也存在学术分歧,毫无疑义的是,它以跨学科的长处、焕然出新的见解,愈来愈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在国外兴起大文化史的概念,国内有社会文化史的兴旺,国外有相似的学科出现,说明社会文化本身乃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它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这对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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