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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United States关系,会掉入难以制止的骗局吗?

2019年4月7日 - 永利皇宫游戏
中国和United States关系,会掉入难以制止的骗局吗?

民国时期,美国的影响持续上升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坦言自己是中美关系史领域的外行,在他看来,《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一些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让我们更好地回归常识。

澎湃新闻:您的这本书以蒲安臣为开端,因为他是帝制中国走出朝贡体系和天下观念后派往世界的第一个使者。清末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负责人是一个美国人,而海关关长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是一个英国人,袁世凯请美国人古德诺来为中国制定宪法……这在今天都是无法想象的。一战前的欧洲,二战前的东亚,民族国家的概念和边界都还尚未完全成型,您如何看待这种前民族国家的外交和政治模式?当时的国家,是不是更像今天的公司?

总之,在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人的民族自主意识非常强烈,但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美国后来支持国民党。当然其中也有国际因素。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写给苏联看的。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随蒋介石集团到了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周恩来派得力助手黄华到南京与司徒雷登接触。当时苏联负责国际事务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正在西柏坡,他对此很敏感,就让毛表态,于是毛泽东就写了这样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史。他表示,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是在毛泽东定下来的调子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明确地把中美关系史视为美国对华的侵略史,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依照毛泽东的这一思路进行。“文革”结束,有些学者开始反思。1979年,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就中美关系史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中美关系史不能简单说成是侵略史,中美关系史上还是有友好的成分的。这一观点遭到一些长期做中美关系史的老先生的反对,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论战。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于2019年1月由理想国出版,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通过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这些人物或事件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本书的作者徐国琦教授为香港大学嘉里集体国际化史讲席教授,著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
1895-2008》,《一战中的华工》,《亚洲与大战:
一个共有的历史》,《边缘人偶记》等作品,长期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

初识美国,“偶然”中美国种下了好感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85年11月14日,由汪熙作为会议召集人,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不仅邀请了他的论战对手,而且请了一批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做中美关系的史学研究者,老年学者和中年学者在观点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与会的青年学者也很多”,牛大勇一边指着照片一边说,“像站在这一角的时殷弘,后来是很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澎湃新闻:前一个问题您回答了为什么选择上述案例,但另一方面,回溯一个多世纪前的中美交往,美国籍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您的书里却没有对传教士们给予相应的笔墨,这是为什么呢?

在此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意义不大。美国1894年成为世界GDP的首强,有资格进行国际规则游戏了。美西战争后,它成为西太平洋的主要角逐者,在1895年中国对外关系进入到新阶段的同时,美国成为国际关系的游戏者。当时英法对中国还维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跃跃欲试的德国也介入了山东半岛,但最为活跃的是日本、俄国和美国。当然,那时美国的实力还不够高,它也还只是个小配角。当时英法处于守成状态,德国的重点是在欧洲开疆拓土,当时在东方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日俄矛盾。

王立新当天主要谈了两点问题,一是在“共有的历史”这一研究范式之下,有哪些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二是由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引发的他对当下中美关系以及未来两国关系可能有的走向的思考。

所以,本书各章互相关联,构成一个总体。由于您的这一问题涉及到本书的关键,必须详细解释,不得不啰啰嗦嗦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借此我希望读者诸君能够理解我写作此书的良苦用心了。

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算起,中美接触至今已有221年;从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有正式官方接触算起,也有161年了。可以说,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使我们相互认识。截至目前,我们对美国比对其他国家更关注,更有好感,对美国的意见分歧也最多、最复杂,这是百余年持续不断的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王立新提示我们应该看到传教士在各地的传教活动也深刻影响了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包括对美国自身的看法。这些传教士回到美国后,影响了美国民众,包括美国精英对东方、东方文化,乃至美国自身国家特性和身份的认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大卫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注:指大卫·霍林格的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论述的就是这一问题,想要改变世界的传教士最终改变了美国。这些回国的传教士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对东方——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给予同情,他们把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注入了美国民众的心理世界和观念世界。所以,共有的历史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循着
“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无论是国别史还是国际关系史,都有很多研究工作可以做。

《蒲安臣条约》又是1870年代中国由中央政府出资派遣留美幼童的重要历史背景,留美幼童的经历无疑更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历史的重要部分。该约以法律形式保障中国学子到美国学习的权利,在开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的美国并非先进大国,论国力不如英国,论高等教育更远远落后欧洲及英国的大学,但中国的第一个官方留学生团却是派往美国的,这一悖论只能从“共有历史”出发才能解释。留美幼童人数不到区区120人,但几乎人人成为栋梁之材。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和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即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出身。留美幼童中后来有两位担任外交部部长,多位成为中国驻外资深外交官。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唐国安、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香港的华人领袖周寿臣、担任海军上将后来更在民国时期中呼风唤雨和发挥很大影响的蔡廷干,以及成为驻美公使并在其任期内成功说服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梁诚,都是留美幼童出身。自1872年到1875年间,共有120位中国幼童来到美国开启了中国人从那时起迄今仍方兴未艾的留学之旅。到1881年幼童被提前召回国时,尽管有些人甚至尚未从美国高中毕业,但他们的人生从此奠定。更有甚者,他们的人生历程从此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换言之,他们的留学史,就是一部中美两国共同经历的历史。美国人用他们的教育、文明理念影响了他们,他们则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及各种观念影响了中国。

九国公约

现场报道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

讽刺古德诺和袁世凯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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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尤卫群

徐国琦:我倒不觉得有角色颠倒问题。古德诺和杜威的中国人,固然是节奏缓慢、没有效率,人们的时间观念淡漠。但另一方面,总体而言,急于求成、病急乱投医一直是20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社会的通病。相反,西方由于长期以来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各种制度,社会一直在有序和渐进地前行。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社会运行制度的角色好像并未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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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可认为,“中美关系特殊论”是有其正确性的。美国学界很早就有一批精英,对中国抱有特殊的情感和知识上的兴趣。1971年,尼克松尚未访华,日本共同社驻美国的首席记者松本文夫就发表文章预言美国会和中国重新接近。松本当时的一个观察是,在美国国务院内,研究日本的专家寥寥无几,而且水平有限,但研究中国的则有一大批人,水平高,且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

第四章是计划之中的古德诺。1913年,由于哈佛大学前校长埃利奥特的努力,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推荐,哥伦比亚大学的支持,以及前留美幼童的大力促成,导致美国人古德诺来到刚刚走向共和的中国,并在近代中国立宪史上留下呼风唤雨的独特经历。留美幼童、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和留美幼童、后在民国时期中大权在握的蔡廷干,都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来中国担任宪法顾问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古德诺因之得以成为为中国政府制定一部现代宪法的顾问。

珍宝岛冲突

Protestants Abroad,David A. Holling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所以,共有的历史或旅程是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历史发展主线,不容忽视。个人认为,这种共有的经历和旅程会一直延申下去。

美国传教士 狄考文

“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牛可说。据他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技术引进,很多是通过对中国抱有特殊情感的美国人,偷偷地、私下地达成的。那时的赴美留学生,很多也是通过特殊渠道入读的美国一流大学。“英语不好没关系,先来了再说。”“现在美国也向我们收取bench
fee(注:向访问学者收取的费用)了,几年前我都没有听说过。”

个人认为,中美共有历史这一研究视野对处理今天和未来的中美关系有很大借鉴作用。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似乎认为中美两国在走向对抗、冲突。殊不知,有对抗的历史也有共有的历史。“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两国交往只会越来越密切。此外,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斗则两伤和非零和游戏的关系。我们尤其要切记: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实际上在中国。如果中国国泰民安、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人是无法动摇中国的。就中美关系而言,天塌不了,太阳照旧升起。我们与其过分担心美国或特朗普会怎样,还不如祝愿中国日新月异,政通人和,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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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在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理想国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办的“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徐国琦教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新书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中美关系史学史、徐国琦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中国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

中国历史转折期:美国对中国民族觉醒无意识

徐国琦也参加了1985年的这场讨论会。牛大勇说,徐国琦的研究是循着他的导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进行研究。此外,徐国琦的研究特别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能仅仅盯着高层的外交互动,政府之下,民间的各个层次,非政府组织,包括有组织的、无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交流,都是值得研究的广阔领域。

经过相当长的读书和思考后,我发现蒲安臣是最佳起点。蒲安臣时代属中美两国多方面历史交会和重叠的时代。1861年大清王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人可以到北京设立领事馆。蒲安臣成为首任美国驻京公使,中美之间的官方直接来往正式开始。蒲安臣之重要还在于他驻华任期届满后,摇身一变,成为近代中国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因为蒲安臣,因为他的双重身份,使蒲安臣无疑成为研究中美共有历史的极好开篇。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活动是1868年出使的蒲安臣使团。蒲氏是美国人,先是出任1861至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在任公使期间他不仅为美国国家利益尽力,同时也为中国外交走向世界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被引入中国就是蒲安臣一手促成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这是中国官方出版的第一部重要外交著作。1868年初的蒲安臣尽管对来自中国皇帝的任命书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却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使团的实际负责人,开启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不凡之旅。在为中国出使期间,蒲安臣通过《蒲安臣条约》为中国争取到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此一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将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推迟了十几年。

浦安臣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经贸摩擦不断。但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且每年赴美的留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而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比最高,超过30%。在考察两国关系时,既可以有从政府层面出发的视角,也可以从民间交往的视角出发,关注两国在非政府领域——比如教育、文化、体育——的互动,这本是极其明显的事实。但在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注意力被过多地集中在了政府和军队这样的官方层面。

澎湃新闻:今天的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的国家实力也日益增强,中美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是能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但是,回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是一个衰弱的帝国,美国的国力也完全无法与欧洲列强相抗衡。一个多世纪前的中美关系,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或许有些类似于今日的墨西哥与土耳其的关系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美两国的国力,在全世界的话语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顾中美之间曾经的“共有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中美关系,有什么启示和借鉴呢?

所以,我越来越感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中美接触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中美之间最初的交往不是这样,那后面的发展轨迹就可能会不同了。在整个晚清,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受中国的信赖,所以才有美国人浦安臣代表中国政府出访,才有1868年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这样的故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很罕见。这说明首先是浦安臣个人赢得了晚清精英阶层的信任,而他的背后就是他的国家美国。

牛大勇在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照片上识认故人,“王建朗老师在这里,这个是金光耀。”

更为致命的原因还在于这些研究通常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过分强调政府部门、政治家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而轻视和忽略个人因素,特别是那些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发起、共同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和经历。传统中美关系研究还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缺乏对双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文化关怀。我所说的文化主要指中美两国人民在从19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两国人民和社会所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经历中,文化国际主义早已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长期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只是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而已。

来源:《世界知识》2005年第2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版本: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蒲安臣与他的两位中国助手

美国开始积极介入东方事务的标志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它占领了菲律宾以至西太平洋,并开始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此时美国的金刚钻(经济实力)有了,“海权论”也已经出来了。但美国是个经济大国,同时又是个军事小国,所以美国国内还没有意愿去揽主导东方事务这个瓷器活。美国进入中国的政策视野并成为可以依赖的国际力量,从国际关系政策角度来讲比较有意义,还是在这个之后。

王立新认为,仅有共同的历史,而没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的话,是无法拥有共同的旅程的,更不要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如果我们回顾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会发现他不仅谈到中国的物质力量要发展,还谈到了民权和社会价值,“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王立新表示,孙中山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建设一个政治上最清明、人民最安乐的国家的理想,建立一个林肯所谓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展现给我们的是中美两国不仅有贸易往来,不仅曾经共同抗击日本,而且曾经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抱负。

徐国琦:一部中美关系史,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认为美国对华一直包藏祸心,不怀好意。美国人同样有他们的见解,认为美国人对华基本友好,长期致力于中国发展。两国也有不少人相信中美本质上水火不容,有天壤之别。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法也无权改变历史。但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史的认知方面会出现这样的大分歧?看法如此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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